10月23日，当当网董事长兼CEO俞渝针对其丈夫、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接受访谈时摔茶杯以及相关言论发声。网传截图显示，俞渝称李国庆并非净身出户，而是拿走了1.3亿元现金，其中包括自己父母的存款。还称李国庆是同性恋，患有梅毒，自己遭到其同性恋人书信威胁，被绑架20年。

对此李国庆在微博回应称，今年7月申请离婚遭到俞渝拒绝。另据网友提供的截图显示，李国庆在朋友圈分享了上述微博，称俞渝变态，是精神病患者，自己为了儿子忍受了23年。

公众人物公开互撕，相互揭露隐私，使公众兴奋，无疑也令媒体兴奋。

因此，我们看到了来自主流媒体、网络媒体的标题，如『俞渝手撕李国庆：他是同性恋患梅毒』、『俞渝手撕李国庆：同性恋、梅毒、撒谎』等，铺天盖地。

而我们定睛分析便会发现，在媒体的话语中，也许并无主观恶意，但在不经意间混淆了「同性恋」与「骗婚」、「婚内出轨」的概念，「是同性恋」成了与「患梅毒」并列，被「手撕」的一项「罪状」。在「艾滋病」标签之后，「同性恋」再一次成了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李国庆究竟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是他的个人私事。俞渝究竟是不是被「骗婚」的「同妻」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对于公众媒体而言，仅仅将「同性恋」字眼作为噱头吸引眼球，除了将公众带入一场「娱乐至死」的狂欢，既没有任何意义，更令人感到遗憾。

如今，读者已经进化，而媒体依然处于「石器时代」。

01

媒体语境下，「同性恋」成「罪状」

首先，我们整理了从主流媒体到网络媒体对于「李国庆夫妻互撕」一事的部分新闻标题。

可以看到，在媒体语境下，「同性恋」依然被看作是一项「罪状」。

我们以『俞渝朋友圈开撕李国庆：同性恋，梅毒，撒谎』为例分析。很显然，在媒体的逻辑框架下，「是同性恋」与「患梅毒」是并列的，均为被俞渝所「开撕」的对象。

可以理解的是，基于报道内容，俞渝的确「开撕」李国庆了；俞渝也的确说了「他是同性恋」以及「他患梅毒」。

那么标题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先看报道内容。

在报道中提及的网传截图中，俞渝在提到「同性恋」时，实际上指责的是「婚内出轨」，以及「欺骗」、「隐瞒」行为。

而媒体在提炼标题时，将这一切都凝练成了一个词——「同性恋」。

这种标题的「高度凝练」或者说是一种「贴标签」的「偷懒」是媒体的常见操作，可实际上却是偷换概念的，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对同志群体的又一次污名。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不再刻意规避「同性恋报道」，开始关注「性别议题」与「同性恋议题」。相比过去，同性恋群体的媒介话语再现已经得到了很大改观。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新媒体传播成为大势所趋的媒介环境下，线上商业主流媒体对于「眼球经济」的追求，正在将「同性恋」拉入娱乐与猎奇的话语体系。这无疑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02

推动社会认知，是媒体应担起的责任

对主流媒体的批评背后，是对其所肩负的责任的认识。我们必须承认，大众媒介对于推动社会认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纽约州议会昨晚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提案。这是美国第六个通过类似法案的州，也是最大的一个州。求神怜悯这片日益堕落的土地！即使有一天，若这里的法律规定反对同性恋会被判刑，我也仍然要传讲：同性恋是罪。神爱罪人，但神恨恶罪！信靠耶稣，胜过罪恶，出死入生。

罗马书1:26-27「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性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吕丽萍对上述两条微博的评论分别是——「弟兄姊妹转起来」和「给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她的评论迅速引起了网友的疯狂转发与热议，众多名人也参与到这场论战中。如公开同志身份的主持人蔡康永连发三条微博回应吕丽萍的言论，其中一条说道：

「吕小姐，你仇视的同性恋，并不是受伤不会痛的抽象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呀！你此生合作过的剧组，提携过你的媒体，看你戏给你奖的支持者，其中多少同志对你善意成全？不管信什么教，光从做人最根本的道理来说，鼓吹仇视这许多成全过你的人，可以吗？」

令人欣喜的是，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频道的『24小时』栏目对此也发表了评论，明确批评了吕丽萍的歧视性言论。主持人在节目中说道：

「我们尊重名人本人的信仰，甚至我们也允许他们对事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去认同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可以如此公开地对一个在中国社会还有些特殊的群体去表达你的歧视。」

「不用回避，在我们身边有一部分人的取向和大多数人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也在为这个社会辛勤地付出着。同性恋者和我们一样，都拥有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且这样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哪怕是观念上的侵犯。我们想对同性恋人群说一声——套用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我可以不认同你生活的方式，但我愿意捍卫你不同于我的生活的权利。」

在央视表明立场之后，线下、线上主流媒体纷纷予以转载，同性恋权益人士也通过微博转发该消息，将该事件推向高潮。吕丽萍反同事件被许多拥护或致力于推动同性恋权益的人士视为表征同性恋在中国生存环境的一个里程碑。

反观本次李国庆夫妻互撕报道，李国庆究竟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是他的个人私事，俞渝究竟是不是被「骗婚」的「同妻」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对于公众媒体而言，仅仅将「同性恋」字眼作为吸引眼球的噱头，除了将公众带入一场「娱乐至死」的狂欢，没有任何意义。

03

同性恋反污名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史

反观过去几十年不难发现，同性恋的反污名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史。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只有在一夫一妻婚姻的异性恋模式下，性才是合法的、道德的。未婚同居、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均被视为「非法」。

伴随着80年代开始的艾滋病大爆发，「同性恋」是一种「人性堕落」与「社会病态」的话语体系开始出现。从1980年至今，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同性恋议题是与艾滋病议题相绑定的。那时，同性恋被视为「该种疾病的主要传播者」，因此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方法之一就是「严禁搞同性恋」。

进入90年代，新闻话语开始出现平民化、娱乐化的趋势。同性恋话语发生转折。同志酒吧、沙龙、热线、书刊、录像制品、会议等半公开的同志空间开始迅速增长。社会关于同性恋的认知逐渐发生转变。『人民日报』中的同性恋话语也从负面趋于中立，不再将同性恋视为「海外的」、「西方的」，同时也减少了与艾滋病议题的绑定。

在这一系列渐进的变迁中，有两个被同性恋群体视为极其重要的事件。一是1997年『刑法』修订中「流氓罪」的取消，另一个是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于2001年公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删除。即同性恋的「非罪化」与「非病化」。

从2000年开始，随着公众对艾滋病与同性恋群体的深入了解，同性恋与艾滋病的绑定也持续减少。有研究显示，2001年到2012年之间，『人民日报』所有关于同性恋的报道中，与艾滋病相关的仅占36.8%，而涉及政治、公民权益、权利视角的以及提到歧视、受害的报道合计达到22.1%。

与此同时，对于同性恋的本土报道比重逐渐增加，在90年代这一比例低于20%，到2009-2012年，超过60%的报道是本土新闻。此外，报道中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措辞与描述也日趋中立。2005年之后，开始出现一些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正面和积极的报道。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不断呈现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表现出令人欣慰的尊重与宽容，「只有尝试各种生活方式的人都健康、舒畅、快乐，才能体现出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在成为新的社会共识。

最后

「说出事实不叫『污名化』，避而不谈才是大问题。」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说的，对于同性恋议题而言，「正视」，是一切的前提。

而公众媒介与同志社群间的关系，也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持续流动的互动。虽然未来的走向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性恋」正在成为一个媒介当中的公共议题，套用Jan Willem Duyvendak的一句话，「同性恋本身不是问题，而社会对此的态度才是问题」，这种观念正在被公众所接受。